失败前如何评价中国与日本?

  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色厉内荏的在内部不再避讳这个可能性。那年2月,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他在战败的背景下谈未界,值得在今天回味。反映晚期思想的材料很有限,所以这段话虽然短,但却很难得: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色厉内荏的在内部不再避讳这个可能性。那年2月,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他在战败的背景下谈未界,值得在今天回味。反映晚期思想的材料很有限,所以这段话虽然短,但却很难得:

  照我看来,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过去从来不是种族意义上的低等民族。他们都属于古老的文化,我得坦率承认他们的传统要比我们的优越。他们完全有理由为此骄傲,就像我们为自己的文化而骄傲一样。我甚至相信,对于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对自己种族的骄傲,我不但更容易理解,而且更会认为理当如此。日本将永远是我们的朋友和盟友。这场战争使得我们对日本有了更高的评价,对它更加尊敬。共同的命运将永远把我们【指和日本】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胜利还是。如果宿命选择首先我们,我很难想象人还会他们对日本人许下的“亚洲人团结一致”的诺言。我相信,日本人、中国人和伊斯兰民族将永远比法国这样的民族离我们更近,尽管我们和那个民族【指法国】血脉相连。

  这段大而化之的议论中,只有“我很难想象人还会恪守他们对日本人许下的‘亚洲人团结一致’的诺言”涉及一个具体的史实,值得稍加说明。1940年欧陆、英伦三岛孤悬海外后,全世界都屏息静气,看下一步如何动作。尽管苏联和在1939年8月签订了互不条约,但那个条约的前提--一个强大的英法阵营—已经不存在了,苏联对此当然心中有数,为了避免成为德日意三国轴心的下一个对象,全力展开对日亲善外交。在日本方面,军方内部以海军为主、首先向英美开战的一方主导了决策,为此也要稳住苏联。

  1941年春天,日本外相松岗洋右访问后来到苏联,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日关系虽然只有20年,但已经有两次重大冲突:1920年,日军曾作为协约国国侵入苏俄西伯利亚地区;1938年又侵入苏联控制的蒙古国。这两次冲突日军均遭败绩,这也是为何日本军方放弃北进的历史原因。在这样的历史阴影下,苏联方面全力为日苏谈判营造气氛。斯大林亲自出席招待松冈的宴会,杯盏交错之际,他对松岗说:“我自己也是亚洲人。”

  斯大林这话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向日本示好,因为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中,整个世界就是分为英美为主的和日本代表的亚洲之间的文明和文化的冲突,日本要把亚洲人团结起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斯大林的意思是:虽然我们人看上去是白人,但高加索地区在历史和文化上都和亚洲有关,我就是出生在那里,人也一向把人看作是落后的亚洲人(列宁甚至被人称为鞑靼人)。整个俄罗斯帝国的历史和文化就是在欧亚之间模棱两可的。所以,即使斯大林在那个场合说可以加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也没什么太离谱的。

  斯大林在日本人面前对他们自己“也是亚洲人”,这话不但是和日本套近乎,而且还有离间德日同盟之嫌,所以传到了人耳朵里,令他们对日本人非常不爽。戈培尔日记对此有记载。在会见松岗之后曾说日本人看上去就鬼祟、欺诈。时隔四年,在上述那次讲话中又旧事重提,可见当年听说此事后的耿耿于怀。

  更进一步说,斯大林的所谓“亚洲人”,点了德日关系的死穴。意识形态独尊以日耳曼人为代表的雅利安人,而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又把整个白界置于世界历史的一端。德日关系始终在双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军事同盟关系中寻找平衡。日本驻德大使在上台后一再要方面明确日本民族在种族主义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其结果是相互之间形成语言中的“正确性”:方面用外交语言对日本,所谓“非雅利安种族”原则上特指(这也是为了给和世界其他国家例如中国维持正常的外交关系),而劣等种族专指那些完全由混血而成的民族;日本方面则注意在场合不笼统“白人”世界。

  上述这番话表示他完全懂得苏日中立对于双方都是权宜,一旦时移世易,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所以他相信一旦失败,苏联绝不会恪守对日中立的诺言。就在他说这番话之后两个月,苏方知会日本,说条约五年期将满,苏方无意续签,为后来出兵中国东北清除了国际法障碍。

  但这番话的主要意思是对日本在战争中的表现的高度评价,这是对他在《》中对日本的看法的重大修正。《》中多次提到日本,主要围绕两个问题。第一是有关日本的国际地位。认为一次大战前出于对日本现代化成功的承认,接纳它成为帝国主义俱乐部的。但一次大战后,德意志帝国被的和的而,日本成为国际帝国主义和犹太资本集团的下一个品,受到战后新秩序的和排挤(例如会议后的九国公约了日本在中国和亚太的扩张)。

  第二是有关日本在他所谓的种族世界中的地位。把世界各民族划为文化的创造者、承担者(或者)和者这三类,只有雅利安人才是创造者,又以日耳曼人为最优秀,而日本被挑出来作为文化承担者的样板。他说当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日俄战争日本打败的消息就让他和兴奋—因为这证明了斯拉夫民族的劣等。他认为日本并不仅仅是移植了技术,而是把雅利安人的内在化了,但这个外在的源泉一旦枯竭,日本在科学和技术上的成功也将很快枯萎。当然,在高层,也有人对日本民族的种族地位比的评价要高,甚至认为日本的武士阶层也是雅利安人的,但总的来说没有改变在《》中对日本的定位。

  尽管德日成了同盟,但对这个非雅利安民族,在心里还是视为二等种族。当时在和日本之间有很多人员来往甚至移民,难免出现通婚的情况,尤其是在相当级别的精英人士中。按照严格和非雅利安人通婚的,这样的结婚申请要由本人批准。就关照有关部门,相关申请先拖它个一年半载再交给他,给当事人造成不会被批准的印象,然后他再。日本驻大使有时会为一个这样的申请外交渠道。珍珠港事件后,为纯种的日本人让杂种的美国人吃了苦头而高兴,但又为日本军队迅速击溃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大军、尤其是轻易攻占其经济中心新加坡而叹息。

  一向看重大英帝国,视它为雅利安人在德意志崛起前的优秀代表,在这个意义上,他也肯定美国的成功—因为它是大英帝国的产儿,只不过后来杂种化了。甚至打算在击败苏联后,要仿效英帝国印度的方法来治理俄罗斯,把俄罗斯变成的印度。他认为和英国之所以成为敌人,是因为窃取了英国的金融和。太平洋战争初期,这样一个雅利安人的优秀种族被一个非雅利安种族轻易打败,不但让叹息,而且也是对他的种族主义世界观的严重挑战。

  然而到了1945年二月,从文章开头引述的这段话来看,日本在的心目中的地位完全改变了,从第二等种族即文化的承担者一跃而为最优秀的种族,即文化的创造者,甚至比日耳曼人还要优秀。这样的说法,不要说在《》成书的二十年代,就算是到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也还是很难想象的。这说明日本在二次大战中的表现至少在一定的公开场合修正了自己在《》中对世界种族的划分,把一个非雅利安种族置于和雅利安人同等的地位。

  和日本相比,中国基本在的世界历史视野之外,至少在系统地表达了他的种族主义世界观的《》中是如此。全书只有一处提到中国,原文是这样的:

  除非我们接受一个难以想象的谬见,否则,我们不会相信一个黑人或者是中国人——就算举个例子吧——能通过学习德文甚至使用德文或者进而投票给某个政党【注::《》成书时还是魏玛国时期,实行】而变为一个人。那样一种日耳曼化其实日耳曼化,这一点我们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世界从来就不懂。

  这话,是针对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对移民问题的态度。当时奥地利的德裔家认为可以通过教育把境内大量斯拉夫人融入以德裔为主的民族国家,即所谓的“日耳曼化”。认为这完全不可能,这样一种日耳曼化只会降低日耳曼人的种族品质。正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下,他提到了中国。尽管我们还不能因为这段话把中国人和当时普遍被认为毫无历史和文化可言的黑人放在一起,就认为中国,但至少可以说对中国人不会有很积极的评价,这和他对日本的评论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他世界观的形成时期和后来很长一个时间里,中国几乎从来没有进入他的视野,和日本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

  当然,30年代执政后,和中国维持了很长时间的友好关系。这种友好关系从魏玛时期就开始了,当时在凡尔赛体系下,从对外贸易到军事训练都受到很大,但德中关系不受这种,所以德中往来密切,国防军把训练中队也作为自己训练不足的某种替补(另外更主要的是和也被凡尔赛体系的苏联发展军事合作关系)。国民的中央军30年代接受的基本是式训练和装备,直到1941年德日缔结军事同盟条约和太平洋战争爆发才转为美式训练和装备。在两国友好关系下,的公开言论当然不可能公然贬低中国,在他会见中国的时候也一定会逢场作戏地恭维一下东方这个大国(同时也是弱国)。但《》多次再版,从来没有对中国的地位有过任何明确的说法。我们无法知道在他的三类种族(或三个等级)中,中国究竟属于哪一种(虽然可以肯定不会是第一种)。

  然而在1945年初的这次坦率的内部讲话中,竟然把中国—当时是的敌国—和日本相提并论,明确说中国人也是优秀种族,甚至比更优秀,这应该说是很不寻常的。虽然我们并不具体了解为什么忽然把中国放到他的种族世界的顶端,但放到当时的历史下,唯一可能的历史的合理想象就是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艰苦卓绝的使得他刮目相看,这就和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和几个大国作战一样让他。

  的这个讲话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先胜后败和世界其他民族的突出表现严重地挑战甚至了他原来的种族主义的世界观。虽然他仍然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种族仍然是他观察世界的一个基点,但他原来的那个种族主义世界观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他对于日本和中国的评论可以称之为对原来的种族主义理论的一种修正。世界上很多僵硬狭窄的意识形态和教都有类似的在现实面前不得不做出某种“修正主义”姿态的历史,并出现变种。在这个简短的“修正主义”版本中,至少德意志种族已不再独霸最优秀种族的地位,一些原来被他认为第二流或者甚至不入流的民族现在可以和德意志平起平坐。

  和这个“修正主义”种族观的出现相联系的是另一个很有意思的评论—“日本人、中国人和伊斯兰民族将永远比法国这样的民族离我们更近,尽管我们和那个民族【指法国】血脉相连”。是说:法国也属于雅利安人种,但现在看来,倒反而是和我们没有种族血缘联系的日本、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将来会离我们更近。这就是说,种族,可能并不是区分敌友的最重要标准。

  那么,区分敌友的标准是什么呢?并没有继续发挥。但他这段话中始终有一个没有出现的主角,这就是。、、日本、中国、伊斯兰世界,所有这些国家和文明都是在“”这个巨大阴影的下被评论的。所谓“离我们更近”,显然差不多就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意思。那么,“我们”站在一起去面对是哪个“他者”呢?除了,恐怕不会有别的对象了吧?

  但是,“”—至少就英国和法国而言—和是同属雅利安人种的。那么,如果把种族因素排除出去,理论中剩下的,就是对主义、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些“意识形态”的了。当时的日本,也是把这些“主义”当作洪水猛兽来和清除的,这充分表现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文部省向全国学校发行的军国主义爱国手册《臣民之道》中(见作者“《臣民之道》—日本军国主义简明读本”一文)。所以,所谓的“离我们更近”的意思,在意识形态的框架下,比较合理的假设,就是对这些意识形态的共同的态度了。

  说这些话后几个月,日本战败,接受了,虽然不如彻底,但也算是进入了国家和阵营的行列,恐怕谈不上“离我们很近”了。吊诡的是,当今世界上,确实是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最不买“价值观”的帐。当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把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列为当代世界和文明格格不入甚至相冲突的两大阵营时,很少有人会想到,在一定意义上,这样的看法,可能已经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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